但是，黑暗的军阀政府视马列主义为洪水猛兽。对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大加摧残和迫害，给基层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困难。正当陈独秀等感到对建党理论掌握不够时，年轻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李达的日本归来，不啻是场及时雨。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１８９０年生于湖南省零陵县灌塘口一个佃农家庭。
李达幼年时期，清王朝已如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尽管全家人早耕夜织，累死累活，可到头来，金灿灿的谷子一担担进了地主的“丰豫仓”，李家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李达是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能够上学读书的幸运儿。
李达从小就很勤奋。他效仿“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精神，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发愤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达刚满１５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永州中学，并获得公费待遇。
李达不仅品学兼优，而且从少年时期就懂得爱憎分明，幼小的心灵萌发着爱国的种子。
一天，李达和学友蒋国勋等突然接到一封寄自长沙的来信，里面有一张“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文字。读罢，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信中谈到，湖南辰州发生了一桩教案。事后，卖国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规定辰州人５年内不许考科举，还惨杀了一名与教案有关的中国人。当地知县只因收尸时哭了一场，便被罢官。徐特立先生在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时事讲演时，痛陈这一国耻，声泪俱下，悲愤至极。演讲完毕，他到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当场剁下一个手指头，写了一张血书，借以表达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无比愤慨，以期唤醒国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之志。
徐特立先生这一壮举极大地激发了李达和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李达当即发出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向徐特立先生学习，不容列强凌辱中国。”并提议说：“我们将这封信向全校师生宣读，然后以抵制日货和练军事操的实际行动声援徐老先生。”
说干就干！同学们纷纷跑向教室和寝室，翻箱倒柜，把所有日本制造的文具用品找出来，集中堆放到学校操场上，付之一把火——一把爱国主义的熊熊烈火。
烈火“哔剥”作响，李达和同学们团团围住火堆欢呼雀跃。转眼间，日货在欢呼声中化为灰烬。
然而，第二天，学校发给每个同学的一套文具仍是日本货。李达和同学们拒绝接受，嚷嚷着坚持又要焚毁。校长只得出面，用近乎于哀求的语调劝道：“同学们，不要再烧了！我们国家穷，工业落后，文具用品只好暂时用外国货……”
李达和同学们听了倒抽一口凉气：真是奇耻大辱！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普通的道理深深地渗入李达的心中。
１９１３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公费生，进入了日本最著名也最为当时留日学生所仰慕的第一高等学校。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救国救民的宏伟愿望，因而起早贪黑，努力学好每一门功课。但事与愿违，由于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吞噬的对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下，且不说发展实业和科学，就连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也谈不上。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达和其他中国学生饱尝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学校教师大都瞧不起中国学生，就连街上的小孩子也骂他们是“东亚病夫”。报刊杂志充斥着侮辱中国和掠夺中国的叫嚣，中小学上地理课竟以一头瘦猪来代替辽阔中华。炎黄子孙被当作贱民，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李达和留日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在深感屈辱的同时，强烈的反日情绪在他们心底滋长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李达对他所追求的所谓“实业救国”产生了怀疑。中华民族已如同砧案之肉任人宰割，如果再寻找不出新的出路，亡国命运将在劫难逃！那么救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李达就像一个在漫漫长夜里摸索徘徊的弃儿，眼前茫茫漆黑，心头极端苦闷。
正当李达为找不出救国出路而彷徨郁闷时，“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犹如一声春雷，将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深深震撼。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夜之间将俄罗斯帝国来了个兜底翻，昔日当牛作马的劳苦大众开始掌握政权。李达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消息，知道了赤色旗帜下“过激分子”所实行的“过激主义”竟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政府、坚如磐石的帝国统治土崩瓦解，犹如遥望到了黎明的曙光，心中濒临凋萎的理想之花又在春风中悄然复苏。
李达开始留心报纸及其它途径传来的有关信息，明白了所谓“过激分子”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李达深深被这一新鲜理论所吸引。他要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究竟开出的是何种灵丹妙药，能使病入膏肓的国家和民族起死回生。从此，李达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拿起所掌握的理论武器，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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