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行动起来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高潮，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建立联合战线组织。会上，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陈独秀“居中指挥”，由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联系商界，由张国焘坐镇处理成立上海总工会有关事宜，其余各人按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得以全盘实现。
６月１日，上海市总工会宣布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并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相继罢课，公共租界近两万店铺先后罢市，英租界的华铺也有半数以上罢市。６月５日，中共中央就五卅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这次上海事件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帝国主义之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及全中国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所以这次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１７００万人自觉地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迅速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大风暴。
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展期。在这半个月时间内，作为五卅运动“居中指挥”者的陈独秀，是十分紧张繁忙的，因为他既要忙于运动的指挥，又要写文章进行宣传。他的妻子高君曼不知他隐居在何方，为他的安全心急如焚。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绳索。陈独秀在北京、上海的几次被捕，使得高君曼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怕铁窗生活重演，那是太可怕了。然而，陈独秀在这激烈的斗争中，以普通的一员和工运干部在一起，却安全得很。他是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每次重大的决议，如是否罢工、游行示威，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问题，他都是先和工运干部共同商量讨论后，再提请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他和工会干部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有人放哨，有人保卫，发生紧急情况亦有退路可走。同时，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运动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化。从１９２５年６月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当上海人民掀起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向导周报》上发表《上海的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斗争”，斗争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五卅运动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斗争的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前所未有的打击。香港、广州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省港罢工怒潮涌
1925年5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僵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代会四大团体，曾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人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为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广州举行罢工，由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李驻等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后，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即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苏兆征一同组织罢工。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工人首先于6月19日举行罢工；接着洋务、码头和煤炭各业工人起而响应。15天内，香港罢工工人总数共达25万人，其中有13万人撤出香港，返回广州。6月21日，在刘尔崧、李启汉、周文雍等的发动领导下，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和在市内英、美、日洋行做工的工人也宣布举行罢工。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黄埔军校师生热性支持省港大罢工。他们积极同工人阶级站在一条线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
6月23日，香港、广州工人以及农民、市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五六万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工会界会场由谭平山主席；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席；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代表李启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商民协会代表甘乃光、广泛特别市党部代表孙科等等，在大会上宣读了决议案或作了演说。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从东校场出发，经惠爱路、永汉路、南堤进至西濠口。沿途高呼口号，秩序井然。下午2时，游行队伍巡至西堤消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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