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允焉的眼泪婆娑与薛真真的刮目相看，楚望忏悔了整整一宿。她长达半年人畜无害的伪装，在这一天似乎略有破功，并成功加深了允焉对自己的敌意（虽然本来就不少了）。允焉本不是什么十分争强好胜之人，偏生对林楚望的敌意格外的大，无非就是因为一门婚事。
但是这门婚事几乎是楚望的救命稻草。让她拱手让人？不可能。
楚望一边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盖过薛小姐的风头，一个区区五十九，倒也不至于就破坏了她长期以来在薛真真面前塑造的不思进取的懒散形象。
她本打算第二天餐桌上便同大姑妈坦白，自己其实只是凭着一点运气而已，日后很可能会学不懂，不如明年再来。结果那日早晨乔太太一早便出门去陪一位官太太打高尔夫了，楚望打了一夜的算盘旋就这么扑了个空。
她本以为早早入学于她而言并无甚益处。晚一年入学，不仅可以大大的减少与真真与允焉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也能趁这一年时间里将缝纫专精点得更高级一点。没想那日下午的一件事，全盘推翻了她所有打算。
那个下午楚望刚做好平生的第一件款式简单的背心成品，收获了来自阮太太和蝶儿的连连称赞。索米尔先生出门去邮局了，满载而回时，从一沓包裹信纸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林楚望。
来自德国柏林的。
其实若不是因为乔太太一早就出门了，这封信不会滞留在邮局，而由带着白人光环的索米尔先生取回油麻地裁缝铺。也若非如此，这封信极有可能会先落入林允焉手中，楚望也绝无可能会看到那封被斯言桑原封不动寄回来的、数月前由林允焉寄去的声情并茂的新体诗情书。
还附带有她的照片。
在这个年代的东方大陆，去照相馆拍照，并不是什么普通人家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至少楚望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所以，要么允焉有来自父亲或是乔太太的暗中补贴，要么则是乔太太亲自带她去相馆拍了照，并亲自替她将这封附带了照片的信寄去了德国。
而斯言桑的来信中询问了为何没有收到三妹妹的回信，却反倒收到了二妹妹的。信中他还直截了当的指出了他想要了解的是林楚望的近况，并不是林允焉的。
她当然并没有寄回信的资金，姑妈与父亲也不会给她提供。就这么任由她做个不懂回信的失礼人，却让她姐姐热络络的弥补妹妹的过失，巴巴的把脸贴上去——结果人家斯公子并不承情，原封不动的将信寄了回来。
楚望拿着那封信坐在人台旁边的桌上，被这滑稽无比的事气笑了。
索米尔先生非常关切的问起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楚望则无奈的摇摇头。她当然不可能告诉索米尔先生：我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索米尔先生已经待她够好了，不仅不收她学费、不计较她三天两头为自己添乱，还总买些小玩意逗她开心，她不可能不知感恩，不懂知足的向索米尔先生提更多不情之请。
楚望只是表达对往后一周只能来油麻地三天——没课的周三、周五下午与周六——不能每日都见到索米尔先生与阮太太的伤心，再次感谢阮太太为自己上学特别缝制的小书包后，她笑着扬扬手中的信笺说道：“要倍加努力争取才会得到和别人同等的权益，想想有些沉重。”
索米尔先生则肃穆的说：“那就更努力一点，做一个权益高于他们的人。”
——
楚望只是将允焉那封被“遣返”的近体诗塞进乔公馆门外的信箱，便没有再过问这件事。即便如此，姑妈与允焉日常举止一如往常，并不能看出丝毫挫败。
不过乔太太倒是略略小费了些周章，才使允焉能顺利入学女塾。往北平的去信中，她对此事大加渲染，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栽培他的女儿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三天后林俞便回信了。即使楚望只能将白话看个一知半解，但也能从这一知半解里观摩到父亲对二女儿难以掩饰的失望之情，并在信的最后着了极少量的笔墨，稍稍夸奖了楚望两句，说“三女可造之材，乃林家之幸”云云。
入学前两日，三人的校服也都一应送到家中。这件非常新潮的校服，宛如允焉与薛真真人生某个重要里程碑似的，两人迫不及待的试穿上了，便不再舍得脱下来。
楚望看着那套水手服，不由得有些百感交集。
她内心只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这老阿姨终于可以有正当理由装嫩了吗？！
傍晚，理发师到家中为三人将长发剪短成童花头。薛真真似乎早就想摆脱那头累赘的长发了，剪完后脚步也变得更加轻盈。剪头发的过程于允焉而言宛如上刑一般，好几次都从沙发上挣脱跑掉，又再次被玛玲和乔太太架回沙发上坐着。最后，她泪眼婆娑的盯着那一地头发哀悼好久，兴许这位才女在心中又作了一首诗。
而林楚望内心是欢呼跃雀的：老娘果真要开始愉快的装嫩了！！
说起校服，二十一世纪满满都是青春与荷尔蒙的气息，但是在从前的女校里，就只有一色的芳龄女孩子们之间互相欣赏了。女塾里的女学生有四个年级，统共不足五十人。一栋楼房辟作教学楼，一栋小楼作为家人不在香港的女孩们的校舍，都设在天主教堂背后。一个神学院，一个图书馆，外加一间琴房，大约是学校全部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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