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家在河内西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泰的小镇，父亲是个教师，母亲是农民，家里有地，出身谈不上显赫，能通过考试并被送到国外培训完全靠个人努力。
李为民由衷的赞叹，想起过去的种种，阮高祺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朋友。
“说起来真可笑，我父亲一直支持越盟，捐钱捐粮，帮他们传递情报，给他们提供庇护。在父亲影响下，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加入越盟。民先生，您或许不信，要不是一个日军士兵，现在我很可能也加入了越盟。”
李为民饶有兴趣地问：“日军士兵？”
“是的。”
阮高祺重重点了下头，微笑着解释道：“那时候我12岁，想当一个小爱国者，于是和一个差不多大的朋友离家出走，想要去参加越盟游击队。我们带了一点钱和一点米，进入山地一直往北走。
我母亲发现我不见了，非常焦急，就去向驻扎在镇里的日军指挥官报告。日军指挥官立即用电报通知各哨所，命令哨所士兵留意我们的行踪。最后被一个日本士兵找到了，他送我回家，在路上对我说‘你真是个顽皮的孩子，叫你妈妈为你哭了’。”
李为民乐了，哈哈大笑道：“假如那天你不被发现，那你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所以说人生际遇很奇怪。”
“奇怪的何止人生际遇，比如那个日本士兵并不是一个坏蛋，至少在对待你离家出走这件事上，他有善良的一面；又比如越盟，他们无疑是勇敢、不怕牺牲的爱国者，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站到对立面。”
所有人都在指责越盟，他竟然认为越盟是爱国的。
阮高祺发现他与别人真不太一样，不禁问道：“民先生，我知道您非常有钱，又在美国留过学，甚至不是越南人，有太多选择，您为什么回西贡，为什么支持琰总理？”
“谁说我不是越南人的？”
李为民掏出护照，翻开笑道：“看清楚，越南华人，如假包换的越南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回来。至于为什么支持琰总理，原因更简单，因为我没接受过你那样的训练，只能以我擅长的方式报效国家。”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微笑着补充道：“我也是一个爱国者。”
阮高祺反应过来，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民先生这样的华人真不多。”
李为民回头看了看何天明等“华青会”学生，意味深长地说：“中尉，我保证像我这样的华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共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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