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时任礼部侍郎，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写道：“国无武备，为日久矣，一朝衅起，遂不可文。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以负国恩与师门之教”。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竑把徐光启推荐给自己的同年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后来二人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说来也真是巧合，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同年同月生，又是同年同月死。这时的徐光启和袁可立虽已年逾60，而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
崇祯帝即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
“徐大人，我知道你平时不是有特别大的谏言是不会参合这些事情的，但今天的场面太大，不得不麻烦老兄啊！拜托了！”余大成给徐光启深深的鞠躬。
徐光启点点头，“大成兄，不用见外，前阵子老夫病了，朝廷和京师连番出大事，现如今老夫抱病也要去看一看的，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近来的心性有些改变，虽然说是好事，但为君者处事太过操切，也是一项隐患，我跟你去！”
钱龙锡是熬不过余大成才来的，此时听见有徐光启肯出来，自然高兴不过，在官职上，徐光启虽然不如他，但在皇帝面前的分量，徐光启要比他这个内阁辅臣大的多！又有余大成说动了袁可立，四个老臣急急忙忙的去追赶圣驾。
本来余大成还想去找孙慎行，但孙慎行不在府中，也不在衙门，事情紧急，余大成只能跟三个够分量的老臣一起去找皇上！
御驾亲至！负责城防的卢象昇早就吓破了胆！虽然不认为今天自己的处事有什么过错，但皇帝亲至的压力，大如天！
赶着来的五城兵马司坐堂于炳良和还没有走的锦衣卫都督崔应元更是吓得半死！尤其是崔应元，他从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至今，还没有见过皇帝的面呢！虽然有送银子给王承恩的事情在先，但天威难测！心下惶惶不安！
“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万岁的声音中，老百姓和各衙门中人跪了一大片！看热闹的还没有散去，又来了许多被伤兵迫害的百姓，加上越聚越多的官府中人，让这片城墙边格外热闹！大家都没有想到皇帝的效率如此之高，这么快，皇上就亲自来了？
所有人跪在地上，只觉得能够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毕竟跟皇上在这么近距离的一个空间中，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事情！
王承恩在来的路上并没有跟皇帝有过什么交流，此时也是惶惶不安！皇帝的脉搏，他是越来越抓不住了！战时的军民关系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处置的不好，会出大乱子的！他担心年轻的皇帝又要大开杀戒！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撵上，看了看跪着一地的臣民，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作为一个执政者！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必须的！即使是怒，也要冷静的怒！“大家都是我大明的子民，朕是大明的皇帝，皇帝即天子，这天是什么？是老百姓！贪官污吏要杀，骄兵悍将要杀，一切欺凌老百姓的恶势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作用有多大！不为老百姓办事的，要革职！欺凌老百姓的！朕都要杀！杀！杀！”
皇帝的基调一定，卢象昇吓得魂都飞了！那个五城兵马司的副指挥和赶来的五城兵马司于炳良更是吓得差点坐在地上！几十个被绑着的伤兵倒是比这几个人镇定，却也有几个人吓得当场**！
崇祯皇帝朱由检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今后凡是看见欺负人的，不管他是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罢，老百姓都要自卫反抗！看见的可以一起反抗，对不法行为绝不姑息纵容！有看见当做没有看见的，一律按照包庇罪论处！史可法！将这件案子中，不维护大明律的官员，不问官职高低！统统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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