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积极筹备和艰苦工作，这年８月的一天，上海共产主义者在陈独秀住处召开会议，决定发起建党。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
这个小组，实际上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国民党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曾经销《新青年》的王乐平，经常去购阅《新青年》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垂去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是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好！叫共产党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陈独秀接到李大钊复信后，高兴地说。
８月底，来上海躲避北京反动势力麻烦的张国焘，在陈独秀家里住了近一个月，由沪返回北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听了张国焘的转达意见后，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高举大旗，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共写“开天辟地”的雄文。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著作的中文译本太缺乏了，为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亲自抓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１１日，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海的克卡林《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谈到当时“有３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３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与此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大旗，由李达任主编，动员沈雁冰等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稿费全部作为党费，用于编辑《共产党》，使其日益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必读教材；又将《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联现状，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起了旗帜作用。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到职之前曾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去广州。李大钊复信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带到广东去。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临去广州前，对上海方面作了安排，决定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并约李达深谈了一次。
傍晚时分，二人步到黄浦江畔，寻一个僻静之处坐下来。
陈独秀掖了掖灰色围巾，仰脸面向暮色朦胧的天空，陷入沉思。
“鹤鸣，”陈独秀半天才沉吟道，“上海的局面刚刚打开，我本不应该走。但考虑到广东三番五次邀我南下，一再推却，恐不太好。前不久，守常来信，说及北京党小组的工作形势很好，发展很快。润之、玉衡等收到我的去信，在长沙已建立了小组，而且工作出色。汉俊已写信给董必武，我也委托刘伯垂去武汉建党。济南的瑞俊、恩明也正着手准备。现在广东还是个薄弱环节，我想趁这次机会，在那建立组织。我已和陈公博、谭植棠取得联络，待我到达后，再与他们具体协商。”
陈独秀见李达聆听不语，将脸庞向他靠得更近，压低声音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不仅要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新生力量，而且还要坚决回击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继续肃清他们的余毒。这一重任，非你莫属。希望你克服一切困难将《共产党》办好，把守住这块阵地，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影响。”
李达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对绵绵情侣从他们面前依偎走过。陈独秀忙将话题转向别处。他发现李达衣衫单薄，直打寒噤，便欲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他。李达连忙拉住：“我不冷。”
陈独秀再次深情地望着自己年轻的朋友，心里油然生出几分快意。几个月来，他们朝夕相处，在共同奋斗中更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李达那渊博精深的知识、坚定不移的信念、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光明磊落的胸襟和敢于直面屠刀的胆略，已深深取得了陈独秀的信赖和尊重。他望着他，两颗心贴得更紧。待陈独秀环视四周发现无人后，说：“鹤鸣，上海小组书记决定由李汉俊代理。汉俊确实理论出类拔萃，工作成绩卓著，但他对无产阶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无产阶级革命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又固执己见，有时难免做群众的尾巴。所以，我对他还是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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