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话，使李达为之一震，几个月来，虽然他发现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有时意见存在很大分歧，但从陈独秀的话中已听出，他对李汉俊已有了成见。这在党的初创阶段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当然，陈独秀由于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成就，已对全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他的形象就是党的形象，他的得失就是党的得失，人们已不自觉地将他看成中国革命的舵手。但是，李达也深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陈独秀也暴露出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不及时纠正，也许会给中国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鼓舞了他的勇气。他望着显然有些激动的陈独秀，言真意切地说：“仲甫兄，谈及这个问题我还想说几句。虽然汉俊在有些理论问题上不无偏颇，但您对群众的力量，也要有足够的估计。我认为，在这方面，长沙的毛润之见地极当。他……”
“好了，”陈独秀打断了李达的话，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不过，鹤鸣，要知道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陈独秀抬腕看看表：“走吧，天不早了。”
李达听到的是黄浦江的涛声，同时，感到了波涛下面的暗流。两人一路上再也没说什么……
陈独秀风尘仆仆的到达广州后，住在大东酒店，不久即迁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１１号３层楼房的第２层，自喻雅号为“看云楼”——“看云楼”里看广州风云。当时广州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陈独秀奋起批判和斗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１９２１年春，成立了广东支部，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陈独秀为书记。在成立支部时，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能给他们知道，广东支部的成立，给了无政府主义者当头一棒。
李达、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此时，陈独秀因兼预科大学校长，正在急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如果他不在，此事就不好办。于是，他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他首先表示不能赴沪，特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参加“一大”会议，令“一大”与会代表无不感到遗憾，然而，他对建党及“一大”召开十分关心。早在１９２１年２月，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并起草了另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满肚子的不高兴，拿起笔来又复信上海，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信中还罗列了李汉俊条条错误，指责他在代理书记期间工作不力，立场不坚定。最后奉劝李达要明辨是非，按照他制定的原则进行党的组建工作，决不能和李汉俊搞在一起。
李达放下信笺，心情愈发沉重。李达和李汉俊是多年的老友，相似的奋斗经历，使他们在共同的理想道路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李达忘不了，李汉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满腔革命热忱；忘不了，两人携手奋战，共同对付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那些日夜；忘不了，当德文程度不高的他在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时，李汉俊所给予的大力帮助；更忘不了，李汉俊对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董必武这样一个前清秀才，几经周折后终于引上革命道路。李汉俊和陈独秀同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盛名，如果二人龙虎相争，势必两败俱伤，给刚刚兴起的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他清楚自己必须想方设法去阻止党内产生使亲者痛、仇者快，甚至自毁长城的内讧，尤其是在党的组建刚刚开始，各方面都还不稳固、不成熟的关键时刻不能逞一时之勇，搞党内分裂。因此，李达一面力劝李汉俊正确对待同志间意见分歧，一面写信给陈独秀，谨慎地指出他某些错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原则性问题不要感情冲动，枝节问题可作出让步，以维护同志团结。李达斡旋于陈、李之间，极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只盼能摒弃前嫌，重归于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产党》周刊因经费奇缺无法办下去，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从《新青年》每月一百多元的收入中，挤出一点垫给《共产党》。而陈独秀却认为《新青年》是他自家花圃，《共产党》现由李汉俊主管，趁机给李汉俊施加压力，不肯出钱。
李汉俊被彻底惹怒了。他不仅撇下《共产党》不管，而且将党内名册和文件一古脑交出，死活不肯再担任代理书记，并愤然声称：“我要和陈独秀决裂！”
群龙无首。面对已经发展的革命形势，难道能让建党工作因此而中途搁浅？在这紧要关头，上海党组织召开临时会议，在李汉俊极力举荐下，决定要李达代理书记。陈独秀也来信表示同意。李达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出于对党的前途命运的长远考虑，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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