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李达的担子更加繁重。他对党内每一项工作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李达领导下，不仅没有涣散，而且更加团结和坚强。
鉴于此次风波，陈独秀在陈公博、包惠僧临行赴沪时，又写了致“一大”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党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毛泽东接到蔡和森从巴黎来的信，看后十分高兴，对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的复信中说：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信中向蔡和森传递了国内有关建党活动的信息说：“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又一项重大活动。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４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２８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目的是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担任了中韩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贺民范任经济部中方主任。社址设在船山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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