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被捕时，住宅大门外站满了警察，不许任何人跟着出去。施洋的夫人见此情景，就把藏在梳妆盒里的秘密文件拿出来，用包头藏在头上，装扮成四川保姆的样子，从凉台爬到隔壁大同旅社的凉台上，从旅社走出来，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的《真报》馆，把文件交给组织，报告了施洋被捕的消息。武汉党组织、各工团、学联等团体多方设法营救施洋。
施洋被押进汉口警察厅的一间小房后，便大声质问：“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看守回答说：“可能是为工人罢工的事，请你来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施洋说：“那是太看得起我了！罢工潮流，传遍了全世界，我是什么人，就能解决？”施洋在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由两名便衣警官、6名武装警察押过江到湖北陆军审判处。在小火轮上，施洋对警察说：“中国全体人民，无论是谁，均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万万不能自相残杀，让洋人坐收渔人之利。”一位警察感动得流泪。在狱中，施洋被戴上沉重的镣铐，行动艰难，却感到这是“蓄精养锐之机会，钻研锻炼之良辰，所以觉其乐，而不觉其苦也……为得执行法律而被坐牢或杀害，就是求仁得仁。”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千字的《伯高狱中七日记》，详细记载了被捕的经过、狱中生活和反动派的残暴。
２月８日下午４时，施洋律师在审讯室大义凛然地驳斥敌人说：“救国运动为合法行为，农工商学各界，既然能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事件来委托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本律师应有之职权。代拟诉讼或书状，有何犯罪之有！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施洋又抗议说：“第一，施洋没有犯法，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洋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要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够威风了，又钉上这样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敌人理屈词穷，只好把施洋的脚镣手铐去掉。
２月９日７时，施洋起床后草拟了一个约两千字的“供状”，声明自己无罪。他还为同狱的难友们申请筹划农历年关福利，组织难友反抗黑暗的监狱制度。
１３日，施洋写了一首“监狱乐”的诗：“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狱反觉乐，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不要钱的饭给我饱个肚儿圆。”来发抒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１４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不杀施洋，京汉路不能通车。”要肖耀南将施洋秘密处死。
１５日７时，北风呼啸，乌云密布。施洋被押到武昌洪山脚下。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声色俱厉地讲：“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执法官被弄得狼狈不堪，连忙气急败坏地狂叫：“开枪！开枪！”施洋面对刽子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刽子手惊慌失措，连忙开枪，施洋傲然屹立，继续高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施洋牺牲时年仅３４岁。
共产党员林祥谦，当时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他生于1892年，福建闽绻人。1912年进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做工。
1922年1月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财务干事，同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英勇就义，当时汉口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林祥谦被湖北督军府参谋和张厚生杀害的经过：
“林君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在一起。张厚生乃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是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就此慷慨成仁了！
“二·七”惨案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凶残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二·七”惨案之后，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利用军阀赵恒惕“省宪”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以合法形式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加之赵也因自从杀害黄、庞后，人民反抗激烈，才不得不暂时减轻压迫。因而，湖南工人运动一时没有受到挫折。
但是，赵恒惕是不会坐视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他一面收买行会中的封建把头，和新工会对立，想尽各种办法来破坏行会工人新工会，压迫产业工人的工会；一面于１９２３年４月，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惊慌，在党内同志的掩护下，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了湖南党的全盘工作，并向党中央派来接任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介绍了全区的工作情况，在“通缉令”下达半个月之后，于４月下旬才离开湖南，绕道上海，前往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结束了他“两年工人运动”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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