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不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就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
还在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在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在１９２３年３月，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是在离湘赴沪后，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前到达广州，并参加了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会上，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在他看来，如果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造成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张国焘的观点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根据湖南工人运动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人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工人农民大批加入国民党，正是改造国民党阶级成分，使之革命化的需要，也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就湖南工农运动作了发言，其中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向大会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的局面。”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毛泽东这一卓越见解，尽管还没有被多数代表所理解，但在“三大”宣言中已有所反映。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会最后选出９名正式委员，５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中全会，进一步研究贯彻三次大会决议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三大”以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同时，他对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给予极大关注。８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来湖南活动，要他注意。虽然，张国焘后来并未去湖南，但它说明，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是真心诚意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李维汉、何叔衡、夏曦等同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设立筹备处，由何叔衡负责。
９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９月１６日，毛泽东受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来到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工作。２７日，他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第1步组织长沙支部；第2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3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即日租定房子秘密成立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经费则采取“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按照这个步骤，湘区区委派人深入各县广泛动员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建立基层国民党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很有起色。１０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３月，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支部，共计国民党员２６０余人。４月１日，湖南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１９２５年５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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