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年，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帝爱国运动高涨。
１月１１日——２３日，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６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多了。陈独秀除任总书记外还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领导中央秘书处，主管中央行政事务。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这样，陈独秀的权力也因之扩大了，切实负起中央的领导责任。对此，张国焘说：
“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
１９２５年２月，上海日商棉厂纺纱厂举行了先后有４万工人参加的同盟大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条件。但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找借口开除工会积极分子３０多人，并以封闭工厂、停发工资相威胁。５月１５日，日本资本家开枪阻拦工人上工，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２０余人。这一惨案的爆发，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组织一个群众反对东洋的运动。
早在２月，上海日商棉厂4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陈独秀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给这次罢工予以热情评价：“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于５月１６日、１９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３２号、第３３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全体党员会。为此，通告还明确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国。陈独秀签发这两份通告，是指导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上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告精神，于５月１９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举行反帝示威，但除工人、学生外，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原定的公祭、示威的计划只得暂时取消。５月２１日以后，学生的募捐和讲演进一步推向高潮，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了不少学生。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扩大势头。５月２４日，在中共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支持下，在沪西西潭子湾举行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顾正红公祭大会，进一步组织和发动了群众。
此时，隐蔽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指挥工人罢工的陈独秀，经与工运干部商定，认为举行大规模宣传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时机已成熟。于是，５月２８日，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进一步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人士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问题。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学生和群众于５月３０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帝大宣传和游行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税、增加印刷附件等损害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工商者利益的提案。
５月３０日，上海滩热血沸腾了！
这天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３００多名学生，高举旗帜，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租界”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公共租界进行宣传演讲活动，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杀害顾正红和逮捕学生的罪行，声势浩大，反帝爱国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反映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游行中又有１００名学生被捕。下午３时许，各界示威群众近万余人齐集老闸巡捕房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帝爱国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帝国主义暴露了狰狞面目，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当场１０人殉难，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又有５０余人被捕，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消息传来，驻守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的陈独秀，怒容满面，愤恨难平，不停地抽着烟，沉思着如何把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中国。时不待人，当天深夜，他又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他在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明察秋毫地说道：“五卅惨案的发生，使上海滩沸腾了，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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